华尔街有句谚语：这个市场有老的研究员，有胆大的研究员，但却没有又老又胆大的研究员。正是靠着老交易员的谨慎和老到，汪忠远在今年仅承受了轻微回撤，而保住了过去3年的投资收益。

　　汪忠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交易员，几乎经历过迄今所有的A股牛熊轮回。

　　早在1993年到1997年时，汪忠远就是君安证券武汉营业部的自营投资经理，还亲历了“327”国债期货风波。

　　“在那个年代，几个月就可能有一批新贵出来，他们一掷千金，豪气冲天，但再过几个月，这帮人又成了负资产。”汪忠远说，见多了牛熊轮回，见多了人生起伏，自然就会变得敬畏市场。

　　汪忠远是在2015年“公奔私”浪潮中下海的，下海前曾在融通基金担任过9年的基金经理。此前，在2006年到2014年间，汪忠远曾在融通基金担任QFII投资顾问。

　　QFII的要求是九成仓位不择时，全年换手率不超过100%，单只股票的权重不超过5%。“这就逼迫我们长线投资，不能高抛低吸，基本面选股，板块均衡，不能当跛脚基金经理，必须从宏观、策略、行业到公司，对各个板块全面把握。”汪忠远说。

　　在经历了2015年中期以来的A股下行考验后，多名同期“奔私”的基金经理因“压力山大”想要回流。但汪忠远却已在私募行业扎根，他管理的3只产品均大幅跑赢市场。

　　2018年，对所有的投资者来说都是极其不容易的一年，“今年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还是赔钱的命。”2018年沪指跌幅近23%，几乎每个月都有诸如影视、游戏、光伏、教育、食品饮料、医药等行业的黑天鹅大利空来袭，全年有超过4000只私募产品清盘。

　　而汪忠远在2018年却回撤极小。他指出，对策要大于预测，在2017年蓝筹股系统性重估之后，原本以为重估的范围还会扩大，但今年2月份之后观察到市场转向后，就果断降低了仓位。

　　“2018年能躲过大跌，还是因为敬畏心，一切以活下来为原则。不想给我的投资者，尤其是2017年底那批高位申购的投资者带来太大亏损。我无法改变客户高位申购的冲动，但我能做的是搞好投资风险管理，努力控制回撤。”汪忠远说。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汪忠远说，2017年A股经历了系统性的向上重估，一些资产暴涨上去之后，投资者在2018年特别要克服贪胜的念头，不能因为某一年投资业绩优异而变得轻狂。“要倾听市场的声音，市场是很聪明的。”

　　展望2019年，汪忠远的关键词是“波动加大，涨快跌慢，机会增多”。

　　他认为，2019年A股的投资机会要多于2018年，由于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投资者普遍仓位不高，所以涨起来会特别快，可如果发现经济增速等方面有不达预期的情况，也会下跌修正，但下跌的速度会比较慢。2019年可能呈现低基数的上涨行情，使赚钱机会增多。

　　汪忠远认为，2019年将重点关注三个板块：

　　一是拥抱业务波动性较小的高股息率公司，由于长端利率下降，高股息率公司的吸引力在上升，但需警惕行业前景有隐患的公司。

　　二是寻找受产业政策出台和修正影响的板块，由于产业政策调整，部分公司会被错杀。但反过来看，政策试错和修正也可能会较以往频繁。就如今年的光伏和新能源车板块，一旦产业政策进行修正，其龙头公司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三是寻找真正成长的好公司，寻找并布局代表时代潮流的公司，但估值必须在可接受的范围。中金公司最近统计，0至15倍PE的A股公司比例已达到过去12年以来的新高，其中有大量中小公司。

　　延伸阅读

　　我所经历的“327”国债期货风波

　　1995年2月23日，我在君安证券武汉营业部的自营室，看着国债期货327品种似乎将突破最近盘整的147.80元至148.30元一线，要往上加速了，当天最高推到了151.98元，如不出意外，未来几天仍会上攻，空头的噩梦会持续上演。

　　下午4时22分13秒，突然有巨大卖单出现，327开始跳水，两三分钟内从151.30元被打到148元，最后，一笔超过730万口的卖单把价位打到147.40元！就像一块巨大的面包突然砸入水中，喧闹的鱼群被炸蒙，四散开来。离收市不到5分钟，电脑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笔巨大的卖单，价格纹丝不动，不涨不跌，时间仿佛停滞。但缓过劲后，鱼群又回过头来享用美味，开始有买单出现，卖单开始被一点点，一点点地啃噬。

　　自营室里有三个人，我激动地站上了平时坐着的椅子。我当时代表债券部操作国债现货、期货，另一个同事代表交易部也有自营权限，他也站上了椅子。只剩不到5分钟，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打电话和朋友们交换一下信息，问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时就觉得突然出来的空单抵不过全国的“蚂蚁雄兵”，等到明天大概率是会暴涨回去的。

　　操作国债期货近一年时间，我平时下单一般也就几十口，几百口，很少有超过千口以上的，但这一次，我对着147.40元下了1万口的买单！同事也用交易部的头寸成交了1万口买单。

　　就这样，5点钟收市了，不记得剩下多少空单还没有被消灭，价格停在147.40元，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平复，开始谈论、打听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也不是人人都有模拟信号的手机，信息传播很慢。我当时几乎每天都在公司待到很晚，有时候会和电脑部的同事们一起看他们做“收市”，就是清算交割，把交易所传过来的数据在本地做电脑交割清算。那时候还没有第三方托管，没有指定交易什么的。我们会先去胜利街靠南京路的一家餐馆吃饭，回来时通常在晚上8点左右，清算就能出来。但这一次，到晚上10点还是没有等到，我们觉得肯定出事了。

　　第二天，说最后7分多钟的交易“不算”！如果第二天是涨停板或跌停板，没记错的话，我们的赚赔都应该在5000万元左右，而整个君安证券的注册资本也就5000万元(1992年底)。我们在一个营业部都能从事如此巨额的交易，说明当时整个体系的风险控制是多么薄弱。

　　之前，从1993年底开始，股市重新步入大熊市，上证指数8个月里从超过1000点跌到325点，后来，三大救市政策让股市疯了一两个月后再次步入熊途。我们在此前后都转战国债期货市场。随着长期多头市场的形成，市场的盈亏数目越来越大。1994年9月，虽然已经做了一年股票和期货自营，但考虑入场方便，公司还是派我去上交所参加交易员也就是红马甲培训，给我们上课的有时任海通证券总裁的汤仁荣。记得周五他还在给我们上课，周一就听说海通在国债期货316品种上做空被打爆，损失几个亿，要被迫辞职。

　　而在1995年5月17日国债期货市场关闭前的近一年里，我们在武汉、上海、深圳等交易场所同时从事跨市、跨期、跨品种的套利交易，也常去上海参与期现货的交割。当时，我们琢磨出来很多套利方案，都是出于探索的直觉和年轻人的勇气。对于我这类没有历经正规金融培训的菜鸟而言，现在都感叹自己当时的创造力。几年后到了商学院读MBA，学了期货、期权，才知道这叫鞍式套利、那叫蝶式套利。我们在武汉交易中心和上海做的跨市套利，业绩稳健，获利丰厚。

　　“327事件”背后的故事，大家早都耳熟能详了，尤其是几位标志性人物的结局，令人唏嘘。今天，完全从一个当年的普通市场参与者，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愣头小伙子的角度，如实记录亲身经历，写上几句话，也是对那野蛮生长的历史岁月的回忆，也算缅怀青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