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投资者在分析资产时，喜欢说一种话，“已经达到历史最低估值”、“历史上估值最低就是多少多少，现在已经折价了多少”，诸如此类。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历史最低估值”看起来似乎牢不可破，但其实却是一条可以被轻易突破的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我们究竟看多长时间的历史？举例来说，一支股票上市的时间只有3年，那么它的“历史估值”就只有3年时间，而3年时间里产生的最低估值，不一定是个特别牢靠的估值底。即使这段时间长达5年、7年、甚至10年，也不一定能反映所有的情况。

　　举个大家不一定留意过的例子，按资讯用总市值权重法的统计，上证综合指数的PB(市净率)估值在1994年7月达到最低1.7倍，是当时中国有股票市场以来的最低估值。但是，11年之后，这个数字在2005年6月被刷新到了1.6倍，而在2014年5月又达到了1.2倍。

　　第二个问题在于，按照一个资产自身估值计算的历史最低估值，可能仍然很高或者至少不够低。也就是说，自身的最低估值，也许没有达到同类资产在历史上曾经反映出来的最低估值。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没有达到本类资产的最低估值，就一定会达到最低估值，而是说如果仅仅使用“一个资产已经达到自身历史最低估值”就来投资的话，往往会把资本的大厦建立在沙滩上。

　　以前有段时间，许多投资者一说到A股市场股票破净(PB估值小于1，即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就觉得估值很低，因为A股的股票，在自身历史上很少破净。但是，如果我们看看香港、美国股票市场，就会发现破净者大有人在，健康的公司股价因为市场情绪而跌到0.4、0.5倍的净资产估值，或者问题公司的股价跌到0.2倍的净资产估值，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结果，在2014年年中，大量A股股票破净，许多健康的优秀公司甚至只有0.6到0.8倍的市净率。当然，当时极度低廉的估值形成了一个极好的买点，但是对于之前看到这些股票破净就破釜沉舟买入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必须忍耐一段不短的痛苦时间。

　　第三个问题在于，一个资产的情况可能已经今非昔比。比如一个股票所在的行业开始趋于饱和、竞争开始激烈，一个债券的还款情况堪忧，一个房地产所在城市的人口流入开始下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使用历史估值来进行比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比如说，在日本房地产泡沫鼎盛的1989年，东京的房地产租金回报率大概只有1.5%，对应房价/年租金比例是60倍左右。在此之后，日本地产市场每况愈下，几乎每年的估值都可以称作“1989年以来的最低估值”。但是，这个参照系的意义却不大，泡沫经济已经结束，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停滞，日本的人均GDP水平已经没有多少上升空间，日本人口增长停滞，这些因素都导致日本房地产需要进行重估。

　　不过反过来，“历史最低估值”既不是投资的绝对可靠条件，也不是投资的必备条件。在许多情况下，随着环境的改善，或者随着极端低估情况的消失(往往来自市场情绪的正常化)，我们在历史上能找到的最低估值，也可能在将来很长时间里都一去不复返。

　　这时候，如果投资者苦守着“历史最低估值”的尺子不放，不到“历史最低估值”就不投资，就又可能落入无物可买、放走市场许多上涨的地步。

　　以美国股市为例，标普500指数在1970年代末的大熊市中，创下过6到7倍PE(市盈率)的最低估值。但是，当时的低估值主要由极端恐慌的市场情绪引发，而这种情绪之后再也没有如此强烈过。结果，美股在198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如此低估过(即使2008年金融危机也没有突破这一估值水平)，而如果抱着“历史最低估值”的尺子不放，那么投资者会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无事可做，而这段时间里美股连股息计算在内，却上涨了几十倍。

　　说到底，投资在许多时候同时含有艺术与科学的成分，而不是100%的科学。“历史最低估值”在许多时候仍然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指标，但它并不总是具有决定意义。所以，虽然价值投资的核心精髓是“又好、又便宜”，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指标过分细致的定义、过分死板的量化，就会导致投资者在许多场合下进退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