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放弃考编，不上班不谈恋爱的一天”、“我妈让我做全职女儿，一个月给我4000”、“本人近期已回归家庭，目前在家做全职儿子”……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全国各地的新型“职场”生活分享就扑面而来，给忙里偷闲的上班族打开了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的大门。

　　他们有的在考研考公考证，有的从“大厂”裸辞，给职场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当中最典型的“全职儿女”模式，莫过于回归家庭与父母生活，用陪伴和简单家务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

　　“啃老”、“人设”、“三观不正”的质疑随之而来。“掏空6个钱包，支持子女在大城市买房”是不是更加啃老？网友争论得如火如荼。

　　在这一背景下，观察者网联系到国金证券(行情600109,诊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执行所长赵伟，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试图就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首破20%、“全职儿女”背后的中国“代际伦理”、“全职儿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等问题寻求专业解读。

　　其中，在社会学家看来，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无限责任”，“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的“亲子一体”文化，以及家庭互助的强烈需求，都在“全职儿女”家庭中扮演重要作用。这使得一部分父母即使感到无奈，也接受了这种较为“和谐的啃老”状态。在社会没有相应制度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种“代际伦理”在托底和支持年轻人迈过艰难的“成年初显期”具有积极意义。

　　“‘啃老’多多少少还是一个污名化的词汇，表现的是单向索取，但如果变成一种职业，则体现了对等付出与回报。‘全职儿女’这种新概念表明，在就业发展困难的情况下，青年人合理化或者在更广泛程度上接纳了自己对父母的依赖状态。但青年人对自我发展抱有潜在期待，因为‘职业’不是一辈子只干一种，是可以变动的。”

　　应届毕业生待业在家的“全职女儿流水账”，火了

　　近4000名网友已经在豆瓣找到了组织。

　　在名为“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社群小组里，他们聊“陪伴父母”，讨论副业，同时抒发自己的快乐或迷茫。

　　组员们认为，“全职儿女”是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

　　因此，他们“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经济压力，又有GAP不知何时上岸的心理压力，只能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确实，不少“全职儿女”将现状归因于没有一份满意的工作。

　　去年10月，江西女生“舒一奕suyee”在B站发布视频“应届毕业生待业在家当全职女儿？一天是怎样过的呢？”。此时距离初夏毕业季已经过去几个月，更别说之前秋招、春招这样的招聘旺季。

　　这是她在短短几天内发布的第四个视频，但这段“流水账”的观看量累计近50万次。

　　天刚蒙蒙亮，“舒一奕suyee”收拾着出门跑步，目标5公里。

　　回家稍作调整，她动手叠好沙发上的衣服，清理了茶几。

　　然后下楼吃“妈妈牌”早餐。

　　这时候才8点半，坐下准备明天的面试，直到11点开始做一家三口的午饭。

　　看书、睡午觉、继续准备面试……6点，她到楼顶收衣服，看到了今天的落日余晖。

　　除了家务，她还会给爸妈剥石榴，偶尔去田里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儿。

　　“舒一奕suyee”毕业于一所双非院校的经济类专业，在招聘软件投了很多简历，面试有失败也有成功，曾经因为“前三个月实习期不签劳动合同，之后再签人力外包”以及离家远等问题，放弃了深圳的国企岗位。

　　没过多久，她发布新视频，宣布自己成为“全职打工人”。零星分享自己在乡镇上班的经历后，“舒一奕suyee”便投身现实生活，停止了更新。

　　但这段“全职女儿”的经历，引起了不少同龄人共鸣。他们要么回忆自己的待业、求职的经历。

　　要么看到了年轻人待业时的好心态，夸“舒一奕suyee”是爸妈的理想女儿。

　　也有人过着类似的“全职儿女”生活。

　　显然，围绕“全职儿女”展开的讨论，无不与工作挂钩。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16-24岁劳动调查失业率为20.4%，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

　　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首破20%，引发网络讨论。部分网友表示“看不懂”，质疑“这个年龄估计大都在上学，或者刚毕业，失业率统计有意义吗”。

　　对此，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执行所长赵伟向观察者网介绍，全国月度调查失业率的统计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16周岁及以上在校学生为非劳动力，既不属于就业人口也不属于失业人口，不会对青年调查失业率有干扰。”

　　同时，16岁为我国法律规定可以工作的年龄，统计16-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一方面可以折射出刚进入社会开始找工作青年面临的就业形势，另一方面可以反映我国就业是否存在结构性问题。

　　对于年初以来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的原因，有声音猜测与毕业季临近有关。但赵伟认为，低学历青年人群拖累或更大，剔除在校生后，高中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在16-24岁人口中占比接近七成，而高校毕业生对失业率的影响通常表现在7月前后。

　　另一方面，“青年就业中贡献大、劳动力更为密集的服务业受疫情冲击尤为严重，企业招工能力和意愿的修复不会‘一蹴而就’，去年底农民工提前返乡、节后集中返城又带来了劳动力集中供给。”

　　赵伟表示，经济修复带动就业需求增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近期稳就业政策加码，尤其关注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将帮助阶段性缓解就业压力。伴随经济继续复苏、尤其是场景相关活动持续修复，招工需求有望进一步改善，将带动中低收入人群就业、收入改善。

　　00年从大厂退休，在家当“全职儿子”

　　在这一背景下，不在少数的网友给“全职儿女”打上了“就业困难户”的标签，但事实上，他们当中既有因为身体原因、家庭需要等原因而留在父母身边的，也不乏社会普遍价值观中的“天之骄子”。

　　00后博主“向翰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大一从法学专业转到广告学。从2020年开始，他就陆续分享了自己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字节跳动等大型企业单位的实习经历。

　　临近毕业，他在京东、荣耀等企业的正式录用通知中，选择了去宝洁公司开启“广漂”生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了求职之旅。

　　然而在入职1年2个月以后，“向翰尚”在今年2月裸辞，回家当起了“全职儿子”。

　　他告诉观察者网，之所以离职，与公司架构调整、换了上司，以及需要做一些不太想做的工作，沟通成本大幅提升有一定关系。再加上手头有一定存款，名下又有稳定的租金收入，“向翰尚”选择了暂时放慢自己的脚步，明显“比之前快乐了好多”。

　　放松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早八晚六地去自习室打卡准备申请海外研究生，并取得了所需要的的雅思成绩。

　　“从职场回家当儿子也有一些该尽的职责，比如打扫一下卫生，带爸妈去医院，去看望奶奶等等。以前在外打工，可能跟家人相处得不是那么频繁，但现在我担负了原本应该担负的一些家庭责任，所以把自己定义成‘全职儿子’。”他说。

　　4月份，“向翰尚”接到了阿里的录取通知，但在短暂回归职场后再度选择离职。

　　5月底，他第一次带着妈妈出国，正在泰国清迈旅游。

　　事实上，在更广泛的“全职儿女”家庭里，做家务和金钱报酬似乎并非必要条件，“在家陪伴父母”与“支持子女生活开销”的关系反而更为突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向观察者网分析了这部分年轻人成为“全职儿女”的前提条件：父母要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还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来与子女达成某种协议，即使父母有一定的无奈。

　　她指出，这背后是中国传统的“代际伦理”在起作用。

　　首先和西方不太一样的是，中国父母对子女是一种‘无限责任’，“孩子永远是孩子”。

　　同时，中国的家庭主义存在“亲子一体”的文化——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缺乏特别清楚的边界感，它体现在心理、财产、经济等各方面。其实“啃老”也好，“全职儿女”也好，孩子和父母都在心里认为“父母的就是我的”、“我的早晚也得给你”，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不牵扯到家庭资源的分配问题。

　　第三，这符合家庭互助的强烈需求。比如说，父母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可能要去劳动力市场花钱购买保姆、钟点工的服务，如果孩子提出在家里照料和承担家务，获取一些报酬，父母是可能会同意的。双方建立了一种互助关系，子女也觉得自己不完全是在“啃老”了。

　　2016年，刘汶蓉在做“啃老”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有子女10年不外出工作，和太太一起照顾双方父母和孩子，每个月获得报酬，他们四个老人和一对小夫妻都对这种关系表示满意。

　　“事实上，很多老年人在情感上对子女是有依赖的，会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感到难过、寂寞或无依无靠，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所以在中国，家庭覆盖了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妈妈，在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事业，孩子又不需要她的时候，会很失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子女主动回到他们身边，父母在情感上是接受的，即使理智上可能觉得不合适。”

　　不过，在刘汶蓉看来，“全职儿女”的最大推力，是青年发展的问题，当中有一个巨大的瓶颈叫作“成年初显期的延长”。他们虽然在生理、年龄上都已经达到成年的状态，但是离社会意义上的成年——结婚生子、职业稳定、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份等还差得很远，所以需要一个过渡期。我们的社会没有相应的制度来支持这种“延长”，于是他们就转向了家庭。

　　“全职儿女”和“掏空6个钱包买房”，哪个更啃老？

　　随着“全职儿女”的热度攀升，质疑接踵而来。

　　在博主“我是想念”的评论区，经常有网友探听她的家境，或者认定是“搞人设”、“拍视频挣钱”。

　　因为视频中出现了“带娃”画面，还有人称她是“啃老的全职妈妈”，或猜测是弟弟。

　　但“想念”似乎并没有理会。有网友帮她说话：“家人没问题，UP主没问题，网友说有问题。”

　　在部分人看来，相比于“全职儿女”，儿女到一线城市打拼，然后掏空六个钱包买房买车更为“啃老”。

　　而且年轻人在家待业并不新鲜，但为什么产生了“全职儿女”这样的新概念，它与“啃老族”的区别是什么？

　　刘汶蓉认为，主要还是青年人在这样定位自己，他们出于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无奈的合理化或者戏谑的心态，创造了“全职儿女”这样一个词。

　　她介绍，10年前，公众普遍觉得一点不工作和完全靠父母养才叫“啃老”。但是后来我们也在问，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买房需要父母出很多钱，以及子女工作、结婚以后每天回家吃饭，要父母帮做家务等等，是不是“啃老”？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年轻人结婚成本实在是很高，无法靠自己买房购车，父母也愿意支持。所以到底哪一种更合理？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子女发展前景和双方价值观等具体情况。”

　　刘汶蓉曾把这样的现象区分为“和谐的啃老家庭”和“冲突的啃老家庭”。“‘全职儿女’确实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引入了建立在付出与回报对等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从而淡化了依赖父母的不道德色彩。”

　　“第二，‘全职儿女’这种新概念表明，在就业发展困难的情况下，青年人合理化或者在更广泛程度上接纳了自己对父母的依赖状态。首先他不是一辈子只干这一种职业，是可以变动的，意味着个人发展的可能。而且‘啃老’多多少少还是一个污名化的词汇，表现的是单向索取，但如果强调是一种职业，则体现了对等付出与回报。”

　　她补充道，中国的主要家庭伦理是孝道，但是大多数父母愿意为了成全子女的发展，牺牲自己的一定利益；如果觉得付出换不来子女的发展，或者不认可子女的发展方向，那父母就不愿意付出。比如结婚生子，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是家庭发展特别重要的一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经营家庭，否则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忙什么，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

　　“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家庭主义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而在现代价值体系里，传宗接代已经是封建思想，未婚未育的青年人是很难理解的。”

　　观察者网还注意到，在各大社交平台，分享“全职儿女”的女性网友偏多。

　　对于在“全职儿女”或者“啃老”的问题上，男女性别之间是否有明显差异，刘汶蓉指出，数据调查中没有这么详细的指标，但是依她观察，其实男性对父母的依赖，或者说父母给予儿子的支持是大于女儿的。

　　“那么女儿为什么愿意分享？我觉得是因为她们心理上承受压力较小，女孩照顾家庭的能力可能要强一些，做‘全职女儿’也没有那么丢人。而男性在角色期待下，可能不太愿意承认或者展示自己‘依赖者’的形象。所以，只是‘全职女儿’更愿意在网络上表达，并不代表在真实生活中比‘全职儿子’的数量多。”

　　除了性别，网络上的“全职儿女”大多在二十出头，分享类似生活的30岁以上网友“凤毛麟角”。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职儿女”是有蜜月期的。

　　对这部分年轻人来说，如何避免与社会脱节，防止“躺废”，以及未来的选择至关重要。

　　刘汶蓉认为，中国家庭的代际伦理虽然被批评了很多，但它在托底和支持年轻人迈过艰难的“成年初显期”具有积极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文化，我们肯定会产生大批的青年贫困人口。就像日本在战后学习了美国，在经济形势不好的状态下，青年人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就难以过上体面的或者正常结婚生子的生活。

　　她补充说，相应的，它也有潜在的消极影响，势必会有部分青年得不到成长，过度依赖父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剥削他们的养老资源。这种恶性循环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灾难性的，我们也看到了日本报道的例子。

　　所以刘汶蓉建议，父母要成为聪明的父母。中国父母都怕孩子磕了碰了，但是长远来看，过渡的“扶持”会害了孩子。比如青年人提出“职业儿女”，父母就应该制定职业守则，儿女有必须要完成的责任义务和目标，达不到就要惩罚，不能让孩子舒舒服服地以为可以永远躺着。

　　经济学家赵伟则认为，“全职儿女”人群，既涵盖因不适应职场环境而选择短期内回家陪父母、重新思考择业方向的人，也涵盖因需要考研考公考证而短期内被动在家的“全职”。

　　“不过，‘全职儿女’或许不需要过度解读，这是个人综合各种现实因素考量后，短期内做出的选择；也是给当代人生活按下一个短期暂停键，在过渡期内重新思考人生就业方向。”他说。

　　总之，不用通勤上班打卡赶deadline（指工作任务截止日期）的快乐是真实的，只是当“全职儿女”的蜜月期过去，焦虑也在蔓延：在家待业似乎不再那么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