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时间：2021年-2025年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202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在未来5年内，规划中出现的这些新名词，背后意味着很多产业的拐点即将到来，很多制度创新的窗口也会打开。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中有一个五年规划，就是每隔一个五年的周期，我们都要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设，制定政策，这非常有社会主义特色。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今天，我们已经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虽然这一年不免让人心惊肉跳，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临近年终的时候提炼出一些值得铭记的关键词。

　　比如“双轮驱动”，它指的是“十三五”期间，我们在用科技和制度这“两只轮子”的创新来驱动经济的前进。还有“产融结合”，意思是实体经济要和金融市场相融合，比如通过融资、上市的途径来壮大产业规模。 　　

　　不久前，我们公布了2021-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在这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建议书中，同样出现了一些新名词，其中有三个很值得我们关注。

　　安全发展

　　所谓安全，重点指的是守护人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安全。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国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与病毒作斗争，努力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在经济安全中，规划重点指出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比如前段时间，我国汇率出现了大幅波动，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那么就会削弱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这一问题，央行果断下调外汇风险储备金率，平抑外汇震荡，确保汇率在安全的范围内波动，这就是将安全和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重结构、重质量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淡化了经济总量和增速的目标，反而着眼于两个“重”——重产业结构调整、重发展质量。

　　有人看到可能会觉得奇怪，2020年的经济可以说处在一个艰苦时段，我们第一季度的经济总量甚至呈现负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在第三季度才出现首次正增长，为什么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书中，却不将提升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设为重点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节点是在2010年，我们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速基本维持在7%-8%左右。甚至在每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要保八、保七、保六。但是在未来五年内，GDP总量和增速变得模糊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发展的高科技含量，也就是从“重量”转变为“重质”。 　　

　　中国其实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已经意识到“质量”的重要性。当时，我们国内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决策层和经济学界对未来的经济走向进行过探讨，思考中国的经济是继续走外延式发展和重工业发展的道路，还是走一条高科技发展道路？

　　最终因为内外环境的种种因素，我们将重心放在了城市化建设上，之后又推进物美价廉的“MadeinChina战略”，结果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2 1世纪初我们又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对于高质量的科技创新计划却一直停留在口号上。

　　20多年后的今天以及十四五规划后的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已然清晰，这样的争论似乎已经荡然无存。

　　国内大循环

　　中国经济的本轮崛起在很大意义上是全球化产能转移的结果。“外向型经济”和“买卖全世界”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

　　而在今天，新的逆全球化环境包围了我们，这个战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通过科技创新完善国内的产业供应链，以及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了既主动又被动的战略选择。

　　比如在2019年，我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7.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的水平。怎么才能提升内需中的消费比重，增加老百姓的消费呢？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和产业改革。

　　比如，要增加新的消费场景和空间，对企业要通过降税减费来提高它的投资热情和生产能力。对于居民利益，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比如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等等，老百姓少了后顾之忧，消费自然提升。

　　结语

　　曾经，经济学界关于五年规划有过很大的争论。有一些市场派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凭什么要国家来制定产业规划呢？这个五年规划不过就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尾巴。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于1953年。当时建国不久，刚刚打完朝鲜战争，国家出血严重，我们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劈开一条生存道路，所以，“一五”计划的重心放在了工业经济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