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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高收入国家要经历两次经济结构转型
时间:2018-12-29 18:01:40

在12月27日举办的贝壳思享会上,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斌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问题做出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进行一个分享。

    刚才主持人说展望2019,我想2019,讲这个话题的人已经很多,我不打算重点讲这个。我想讲一下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

    对2019年简单说一句话,重点还是讲未来更长期的宏观,放在每个人身上来说,十年、二十年以后,未来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过得更好,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过去几年宏观经济里面讨论一个非常热的题目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会不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经济以后未来会走向哪条路?是否会走向一个高收入,还是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这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前景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先介绍一下方法论的问题,然后再讲中国的问题。

    方法论。

    先说一下人的成长。看一个人但凡顺利的从一个小孩长成一个大人,有什么变化呢?首先会看到他有身高的变化,其实身高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身体结构变化的过程。最典型的是刚生出来的小孩身头比大概是1:4,随着身高不断增长,同时看到这个人身头比在不断提高,1:5、1:6、1:7,一个亚洲人个子不太高,长高1.7米,长到1.8米、1.9米,就可以是模特了。身头比只是看到明显的结构变化,其实内部身体结构里也有很多变化。比如,刚生出来的孩子脑袋特别大,接下来该生长哪个部分呢?会长心肺,然后再四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先长四肢再长心肺呢?因为长了心肺之后,呼吸能力、肠胃消化吸收能力更强,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会进一步把胳膊和长得更长,支撑身体成长。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人的成长是非常复杂的系统,经济的成长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经济成长过程中跟人成长是很像的。我们看到经济成长是人均GDP提高的过程,但是在人均GDP提高过程背后有一系列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在世界各个但凡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所必然会发生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就像人的身体结构变化一样。人的身高成长过程和人的身体结构变化国过程是一个过程,经济的成长过程和经济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过程,而且经济这些结构的变化也不是可以随便乱变的,和人的结构变化一样,要不断积累、成长,再积累,再成长,有很强规律性的顺序。

    但凡一个成功的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在一路成长过来都有这些规律性的现象。我们要做两个工作,找出这些规律性的现象是什么。这在文献中有大量研究,也有很好的总结。我们参考中国所经历的这些结构性变化,然后去对标其他发达收入国家所经历的那条路。像做一个体检一样,看看我们的指标是否合理的,跟他们是否一样的。其实成功的路并不多,大概也就那几条路。通过观察比较,中国现在的发展大概处在什么阶段上,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成长轨迹上,这个体检还能告诉我们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指标是合格,甚至优秀的,哪些指标不合格,甚至存在哪些问题,有了这些之后,对未来前景做一个展望。

    发达国家成功从一个低收入走向高收入,走完这个过程中要经历哪些不可避免的变化。高收入国家有几个例子要排除,澳门要排除,澳门虽是高收入国家,但成长路径不一样,沙特阿拉伯也要排除。

    但凡是成为高收入国家,要经历两次大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一次经济活动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第二次从工业部门转向服务业部门。第一次就很关键,如果一个国家成功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工业化程度做得比较好、比较成功,这个国家离高收入不远。过去很长时间内,把高收入国家等价为工业化国家。

    进入工业化进程当中,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的?然后对标着去看中国。工业化是很长的阶段,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的?第一步,先是乡村的工业化,乡村一些工业开始兴起,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再接着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在英国叫第一次工业革命。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之后是三位一体的工业化,什么是三位一体?能源、动力、基础设施。为什么这样?刚才举的孩子的例子、生长的例子,为什么先长完心肺再长四肢,是一个道理,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来之后,短期内生产效率能够提高,可以生产很多鞋子、袜子、纺织品,但接下来产品卖给谁,有那么多生产能力,卖给谁?本地市场已经消耗不掉了,能源可以想像成煤,动力工具可以想像成火车或者轮船,基础设施可以想像成铁轨、公路或航运码头,解决的问题就是可以把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运到更远的地方,放到更大的市场里去卖,原来只生产100万、200万件,现在因为有了市场扩张,可以生产10亿、20亿件时,会带来劳动密集型产业里有更细的分工、更高的专业化和更高的生产率。

    生产效率提升的渠道就是要靠专业化,每个人原来做10件事,只做1件事,把效率提高。专业化是提高生产率最根本的保障。专业化更细分工、更细专业化靠的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足够大了才能够有更细的专业化分工,如果生产规模很小很小,就没有办法专业化分工,也没有办法效率提高。所以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崛起了之后,紧接着带起来就是使得市场扩张的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这些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支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提高,两者之间形成很好的互动。

    当能源、动力、基础设施这些产业提上来之后,又会带来新的需求,挖煤不仅要有矿,还要有机械设备,修高速公路、铁路,也需要大型机械设备,不仅如此,还需要更复杂的金融体系,因为要做投资,那不是像过去那样小规模投资,需要大规模投资,要更复杂的金融体系。三位一体产业之后,再接着会看到钢铁、装备制造业、更复杂的金融体系,这些产业又起来了,也是递进关系。但凡我们看到成功的经济增长都会经历这些阶段。

    发达国家走过这条路,在产业结构变迁上都是这条路。中国跟发达国家很不一样,我们发展初始条件很不一样,我们文化跟他们很不一样,我们刚搞改革开放时,跟国外相比,我们哪个地方都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现在回过头去看,和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化进程细的产业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变化轨迹和发达国家走的是完全一条路,这是我们根本就想像不到的,只有回过头去看,才发现我们走的是一条路。1978年中国搞改革开放,刚开始解决的是联产承包制,解决温饱问题,1982年粮食增收,温饱问题缓解,经济成长,开始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80年代的时候,最火的是乡镇企业、是苏南模式、乡村工业,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南模式慢慢不行了,广东开始起来了,广东做很典型的玩具、纺织品,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来了。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来之后,中国一做哪个行业就成了世界第一,1995年中国成了棉花、玩具、家具的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商。90年代末期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之后,慢慢也会面临瓶颈,卖给谁的问题,我们该三位一体了,该基础设施了,该动力、能源了。

    我们从2001年加入WTO,是扩张国际市场,我们在1997年之后开始修全国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是国内市场,都是让这个市场变得更大。看起来都是一些偶然事件推动的,加入WTO是偶然事件,修高速公路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刺激,看起来好像都是偶然事件推动的,但是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到了这个阶段就一定会发生。接着看到钢铁企业在2000年以后慢慢起来了,装备制造业起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虽然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也不知道国外经历怎样的变化,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走的每一小步,一步一步走下来,跟高收入国家的路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以上是第一个转型,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型。

    第二个转型,经济活动是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有两个大的原因,工业品的消费慢慢饱和了,当有了更多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时,所要做的并不是去消费更多的汽车和彩电以及工业品,而是更多的服务,更愿意把钱花在服务上面,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其实为了享受更多了服务。大家为什么买房?买房原因很复杂,有的人为了投资,有的人为了投机,甭管怎么样,最终要基于这个房子的基本价值,房子最核心的价值不是居住问题,是这个房子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当人有了更多收入以后,提升生活质量就是靠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公共交通、医疗、环境、教育各种各样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这是需求方面。

    为什么会有服务业的崛起?因为当你的工业化到了一定高度以后,想进一步往前升级,是要靠进一步专业化和分工,这时候就会工业部门里面很多服务类科技、研发,包括商务服务,会单独脱列出来,成立更加专业化公司,提供更加专业化服务。所以很多服务会从工厂里、企业里走出来,形成更加专业化的东西,这也是服务业崛起。

    从工业到服务业转型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会经历,大概是人均GDP1万国际元(或美元),工业部门占GDP峰值大概超过40%以后,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这个阶段都经历这个转型。中国是在2012年发生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元年,2012年以后当时中国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大概在1.1万-1.2万左右,中国的工业部门增加值每年份额峰值超过43%、44%,中国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问题。什么叫过早去工业化?拉美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当人均GDP五六千,工业部门增加值每年份额30%多一点,工业部门就不长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的转型动作非常标准,高收入国家的均值动作转型,然后我们开始向服务业部门转移。

    从工业项服务业转移过程中推动经济增长有两个核心力量:第一,工业部门产业升级,工业虽说数量扩张,生产速度下来了,但是质量,产业升级方面一点不会下来,还会再提高。从工业到服务业转型之后,看经济增长有没有潜力,第一看产业升级,第二看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长。

    先看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情况。

    没有一个很好标准的指标告诉我们究竟产业升级好还是不好。“雁过留痕”,但凡做过的事一定会留下痕迹,如果产业升级有进步或没有进步的话,一定通过一些细微证据可以找到痕迹的,从投入环节、生产环节、产品环节不同侧面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产业升级状况相当好。

    投入环节,(图)科研投入在GDP里的占比,中国虽说还不是OECD的成员,但中国研发在GDP里投入已经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对我们这个收入水平来讲研发投入已经偏高,而不是偏低的。可以说很多投入是无效的,不见得效率很高,还有一些指标,如专利,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国家。这个专利可能在中国申请的质量不高,看中国企业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从1995年到2000年以后,平均每年20%多的增长速度,过去几年平均是每年38%的增长速度。

    生产环节,现在讲高质量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词,因为高质量增长意味着低质量要被淘汰,这个过程当中,市场集中度大幅度提升,原来一个行业里能活一两百家企业,经过高质量增长,经过优胜劣汰以后,这个行业里可能只剩下五到十家,剩下几十家全部要死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会带来很多企业破产,有很多官司,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但是从成长发育角度去看,从产业升级角度去看,不是坏事,是一个好事,因为效率低的企业死掉,效率高的企业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对整体资源利用效率是提高的。虽然这个过程从感受上来看是很痛苦的过程,但是是效率提升的过程。

    过去几年工业里各个子行业里生产提升度都是快速提升,也伴随一些企业的消亡和新企业的诞生。这是非常好的衡量专业化分工的指标,也是衡量产业升级的指标,这个指标表现也是不错的。

    产品环节,制造业产品行不行,中国今天人均收入按照美元计算还不到1万,看看其他不到1万美元的国家能出口什么样的商品,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吗?”我说如果看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出口,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出口水平是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国家才可能出口这样的商品,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国家才有可能会出口这样的汽车或手机,或机械设备。如果看我们的制造业,中国完全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表现。

    最近因为有了贸易战,有了所谓中国芯片产业被人卡住了脖子,经常会有人说“我们的产业发展差距还很大,尖端技术掌握的不好,我们其实做得还是不够好。”这句话听起来对吗?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你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已经会做了高中三年级的数学题目,这时候老师告诉你为什么博士生的偏微分方程你不会做,差距还很大。他说的是对的,确实不会做,确实离尖端还差很远,没错。但是这并不是说明你做得不好,你是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你的收入水平就在这个水平,你已经会做2万多美元的国家那些国家能做的各种工业产品了,但是确实5、6万美元的还做不了。你可以说有差距,但不能说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不行,中国产业升级不行,这个阶段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服务业。

服务业为什么会发展?所谓服务业的扩张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在进入结构转型期之后都会发展的更快,不仅美国不是这样的,发达国家不是这样的,中国也不是这样的。加一个限定词,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进入结构转型期以后才会增长的更快。人力资本越密集,这个行业里雇佣的劳动力教育程度越高,增长速度越快。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增长最快的可不是房地产,过去五年平均增长速度,最快的速度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大家觉得住宿、餐饮这两年发展最快,但是住宿、餐饮在服务业里是垫底的。

    下面这张图更说明问题,蓝柱代表这个行业里面大专生的占比,红柱代表这个行业里面本科生的占比,绿色的线代表这个行业的增长速度,你可以看到人力资本越密集的行业,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数越多的行业,比例越高的行业,这个行业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这是过去五年的表现,这个表现跟发达国家过去所经历的是完全一样的,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行业,发展速度越快的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型,劳动特别密集的行业,增长并没有太实质性的扩张。

    我刚才是从生产结构、供给的角度去看、可以看到中国经历了一条和发达国家过去所经历的,不说是一致,但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动作。

    我们得到的分数,从健康体检表上看,我们得到的不是60分,我们得到的是85分以上得分数。尽管你现在感觉到各种各样产业中的企业破产等等烦恼和困难,但是你把中国的系统数据拿出来和发达国家做对比的话,我们过去的得分是最高的。

    当然我说的不光是鼓舞信息,但是这些事实是能给我们带来信心的。

    基于这些事实,我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中国如果不是高收入国家,那是见了鬼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并不高,只有12000美元,我们今天已经快接近10000美元了,再干两年就到了。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过了12000之后,前面还有5万、6万、8万呢,你还能走多远,那是个问题。

    从人均幸福的角度上看,人均收入过了1万之后,收入再提高,对幸福感已经提升很有限了,很多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不是收入问题了。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比较好的方面,我接下来讲差距。如果把中国的这种变化指标跟高收入国家做对比,会发现有几个方面差距很明显。第一个差距,我们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是没有那么多农业人口,根本农业不需要那么多人,大部分人口都到了第三产业和工业部门了。而我们今天仍然有大量人口滞留在农业部门,可能他并不在那工作,但是没有成功转化为可以在城市里持续生活下来的正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另外,城市化率。发达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城市化率怎么也有70%、75%以上了。而我们2012年的时候按照官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到50%,到了今天都不到60%。

    还有一个指标,如果去看支出,我们现在三座大山: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房子问题,所以房价问题本身不是房子贵,而是房子附着了各种各样的服务,所谓房子的位置贵,而房子的位置是房子的各种各样的配套服务贵。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差距呢?简单说,两个原因。

    第一,你去看日本、韩国,或者很多从农业到工业转型的国家,人口大量进入到城市以后,政府要采取很多办法要帮助这些人留下来,扎根扎在这些城市,在这里工作,能在这里生活下去。而中国不是,我们政府并没有采取很多措施去帮助那些进城工作的农民留下来,也没有给他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户籍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户籍配套那些公共服务没有向他们提供。不仅没有向他们提供,城市里面的市民的很多公共服务,政府也没有跟得上大家生活的需要。这是公共服务。

    还有一块服务是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的,比如医院、学校,不见得非得全部由政府来做,一部分可以交给市场做,从其他国家经验看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些服务又面临很多各种各样的管制,进而使得我们现在的服务跟过去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相比,很多医疗也好、教育也好,很多服务跟过去没有变化,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我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公共服务没有实质性转化呢?为什么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面临这么多管制政策,及而这些管制政策使得服务没有改善呢?

    我们先说政府,因为这些服务是由政府提供的,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政府为什么要给你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而且为什么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因为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便是到今天,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讲,它的职能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一个负担,它的职能是提振一方经济,促进一方经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要搞项目,是要发展经济,这是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或者它认为需要做的事。公共服务对他们来说是负担,有压力,有负担,但是能拖就拖。更多精力是放在发展经济、搞项目,所以政府搞产业基金、搞基建项目,很带劲。但是让他们搞服务,头都低不下来,因为服务是要低头的。搞项目、搞建设,领导搞发展,那是要抬着头做的。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激励机制还不到位。

    另外,信息不对称问题。什么是信息不对称呢?政府怎么知道大家更需要什么服务?大家知道修路、修桥是怎么拍板的呢?不是根据大家的需要、根据各种各样的信息收集,需要就拍板。很多是市委书记说我觉得这个桥修在这里,应该修成这个样子比较好。这些钱应该修桥还是修路还是修改老旧住房,都是在书记、市长那里过个弯就行了,而不是从由下而上的信息过来的。所以不管是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或者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服务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是公共服务。

    还有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这个事表面上看是政府管得太多了,或者政府没有管好。但是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我们知道商场里面去买一个彩电,3000也好,5000也好,性价比怎么样,你大概是知道的,不合适你可以退货,都没有问题。但是服务不一样,你去医院看病,医生有没有多收你的钱,你不知道。医生有没有给你提供最好的服务,你不知道。医生宰了你,你还可能感谢他。医生全身心替你考虑,你可能还闹医闹。医疗行业、服务行业里面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就导致患者不相信医生、医生不相信患者,那怎么办?就有很强的管制需求,要有第三方的力量。一个很强的管制需求再加上我们政府有很强的管制供给的意愿,这两个合在一块,自然而然就是很高的管制。这些管制有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问题,有些情况下就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对整个市场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使得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我做一个小结。怎么看未来的增长前景,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更好吗?

    第一,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目前的产业升级是高收入国家走过的路,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走过的路,我们的动作非常标准,我们的体检结果不是平均分,而是高分,中国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但是进入高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你生活的更好了,并不意味着可以打消你的焦虑,甚至你比过去有更多的焦虑。为什么呢?是因为让你生活质量改善的这些短板,更多是在服务业服务,而服务业部门这些各种各样的管制政策也好,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提供不到位也好,会长期困扰着你。其实房价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但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所谓房价高,其实就是服务的价格最贵。你会长期被这些问题困扰,而且短期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如果时间再拉长一点,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讲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价值观的问题,一种价值观是你小时候生活得比较苦,经常没有东西吃,这时候人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价值观,就是物质价值观。什么叫物质价值观呢?你觉得经济增长很重要,经济稳定很重要,粮食安全很重要,强大国防很重要,高楼大厦很美好。然后你也会很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物质价值观。

    还有一种是后物质价值观,后物质价值观是你小时候80后、90后出生的,跟他讲粮食安全,他根本没有概念,从小都是爸爸妈妈追着我喂饭吃,没有我找不着饭吃的时候,给他讲粮食增长没感觉,给他讲高楼大厦没感觉,给他讲基础设施,他生下来就有高铁、高速公路,他也没有感觉。他要是什么?他要的是自身的价值体现,他要的是更平等的对话机会,他要的是自己的观点能充分表达,别人能听得进去。

    这两种价值观带来的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一种价值观如果是主流,那政府就应该主导发展经济,搞什么公共服务。如果你都是物质价值观的社会,地方政府责任就是发展经济。但是如果成为了后物质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社会,政府就会听到来自于所谓那些经济政绩在他们看来就不是什么政绩,而老百姓各种各样的需求,就是对服务类需求越来越高,这就逼着政府职能转型。形成民主问责的东西。问责一是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做不好政府就干不稳当。第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告诉政府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是哪些服务。另外,这种价值观变化之后,会让人与人之间信任度提升,人穷志短,人特别穷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很残酷。但人变富了之后,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在提高的,社会资本就提高了,就没有多管制需求了。我们俩自己解决,我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我这个医生也是很有身份的人,我们俩之间达成信任的程度就高一点,信任程度一旦高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管制需求了。没有那么多管制需求,对于降低管制需求、改善公共政策就有好处。这两个放在一块就会带来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各个部门的发展就会更顺畅的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我最后做个结论。未来三到五年内,我们还是一个焦虑的高收入国家。十年、二十年后,中国经济会更好,大家应该更加有信心。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个能超过美国的国家,最有潜力的,那就一定是中国,因为中国有规模优势。当然等这些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慢慢平等化之后,慢慢拼的就是规模了。我想也只有中国有这么大的优势,去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我就说这些。谢谢!


作者: chengtianhao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