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募基金领域，创新产品的推出或是需要充分、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QDII，或是需要金融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及通连，比如跨市场ETF以及商品ETF，再或两者兼而有之，比如沪深港通类，既需要微观层面的技术准备,又需与特定时期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相切合，而并不体现在复杂数学模型的必要性。正因如此，创新产品的推出与其底层标的资产最佳配置时机往往有所背离，往往需要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生而逢时”并不容易；再或者市场及投资者对新事物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出现“擦肩而过”的另一种可能。投资标的、投资工具、投资者需求与投资者收益（赚钱效应）体现矛盾的对立统一。
资产价格在时点上反映为群体交易行为的结果并通过边际交易意愿体现，但并不以人的意识而转移，也并不会简单的因投资者个体花费的精力或者特定时点的情绪而决定，但其运行及配置有其客观规律可以通过实践认知，主观能动并不是资产价格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客观的投资实践活动才是获取更高风险调整后收益的必由之路。
一类创新产品的认知都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投资者教育过程,也就是投资者与创新产品的磨合过程，甚至是认识及再认识的过程，时间或长或短。以QDII基金为例，曾被上海证券报评为“2007年十大财经新闻”之一的境外投资开闸，首航并不顺利，出海11年,投资者对QDII的认知经历了从“高调出海”到“铩羽而归”再到“不温不火”最后到“理性回归”的过程。截至2016年末，公募基金规模总计已达9.2万亿，由于近两年来境外配置需求（美元资产、原油、港股）的提升，QDII基金相对增幅有了较大提升，绝对值近1000亿元，占比虽仅有1%出头，未超过当年1200亿的巅峰，但比2015年三季度的低点已有近一倍的增加。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中长期考量下，资产配置对组合收益有决定性作用，贡献度超过90%。正确的资产配置有如“应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而对立面则变为南辕北辙，犹如逆水行舟的“HARD”模式。以QDII产品为例，在成立超过两年的公募基金中，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类别有美股指数、美房地产板块、境外高收益债；一年期则是去年初V型反转的恒指类。截至5月23日，成立两年以上为口径的QDII基金中，国泰纳斯达克100（160213）是成立以来绝对回报最高的产品，超过188%；国泰纳指ETF（513100）则是年化回报最高的产品，达19.22%。如果综合回撤、Alpha收益及Sharpe比率等业绩归因指标，排名前列的包括国泰境外高收益债以及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基金皆得利于大类资产配置,对于偏好中长线配置的投资者来说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以纳斯达克100指数（NDX）为例，其在2000年经历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最高区间跌幅超过80%；在2007年美国爆发次债危机的一年里该指数又是断崖下跌了近50%，而后随着美国实施4轮量化宽松后，纳指100指数一路上扬，屡创新高，并突破2000年泡沫破裂前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相比涨幅超过4.6倍。这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股指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并不因国内投资的热情或者冷漠而改变。
回顾2014年四季度我们对美元及美股未来三年的判断：“美股上涨过程是不断消化利空、恢复信心、长期稳健向上的过程，未来美股涨跌幅最核心的决定因素是美国经济数据以及全球资本流向，取决于美国实体经济复苏是否得到验证。后QE时代的资本回流、完美的基本面以及美国以外的美经济体不稳定政治经济局势的综合影响下将开启一个美元的时代，这意味着大部分货币对美元都将走弱。基本面良好以及低通胀环境对股票市场极为有利，并且推动美股的动能中仅有低利率会在未来消失，构成了未来全球资产选择中的一大主题——美股和美元强势基本面的主导，高配美股将是未来确定性较强的配置。”当时的判断与美元资产的走势基本相切合。
从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比较，到价值与成长投资风格之争，再到近几年量化投资的风行，而今站在全球大类资产配置的视野上，国内市场上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工具及产品。单就A股公募基金而言，近两年就发生了从中小成长、主动量化、上证50（被动指数）、价值龙头明显的风格轮动；而大宗商品、A股、港股及国内债券也出现了剧烈的牛熊转换，其间伴随了公募基金产品创新及配置功能的衍化，而更重要的则是国内投资者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和认知。
作者系国泰纳斯达克100ETF基金经理 徐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