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多国开始探索去美元化，寻求摆脱美元霸权。俄罗斯出台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卢布结算令”；印度央行推出国际贸易的卢比结算机制；以色列在历史上首次将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减持美元和欧元……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85国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去美元化的进程。

　　这种趋势变化，将对国际政经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一趋势演变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为解答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特邀约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邓志超作出解读。）

　　连平（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邓志超（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

　　近期，中法完成首单LNG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巴宣布采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等一系列类似事件表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试图绕开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去美元化”风起云涌。本文拟就当前去美元化有哪些具体表现、去美元化进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去美元化能否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空间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分析，提出看法。

　　去美元化运动风起云涌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一场去美元化的运动。

　　目前，不少国家正在考虑或已将美元支付结算改为双边本币支付结算。2022年3月，俄罗斯宣布对不友好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采取俄罗斯卢布结算。随着美国对俄金融制裁加剧，俄罗斯大幅提高了与其他国家贸易的双边本币支付结算力度。俄罗斯与印度采用的卢比卢布兑换机制进行石油贸易，如今已经实行了一年。

　　今年3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沙特国家银行首次人民币贷款合作落地；中海油与法国道达尔能源通过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完成了中国国内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LNG）采购交易；巴西已与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中间货币，改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东盟十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印尼会议商讨，减少对美元等发达国家货币的依赖，转而使用本地货币来进行贸易结算……诸如此类美元改本币的事件陆续发生。

　　一个时期以来，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比快速减小，官方购买美元资产规模持续下降。美元外汇储备的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的全球占比呈正向关系，即前者随着后者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然而观察近年来美元外汇储备全球占比走势，却出现了反常现象。2001年以来，美元外汇储备全球占比整体呈下行趋势。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6月的最高点72.71%下降至2011年6月低点的60.47%，同期美国经济全球占比也从31%快速下行至21%；第二阶段从2015年3月的阶段性高点66%下降至2022年末的58.33%，达到历史低点，而美国经济的全球占比却出现上升态势，从21%最高上升至25%，两者出现明显背离。很明显，2000年以来多国央行加快了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调降了美元外汇储备占比。这一点在全球官方购买美国证券资产数据中也能得到佐证。2014年12月以来，官方资本购买美国证券资产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至2022年末，已累计净流出8002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85国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去美元化的进程。种种迹象表明，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有意削弱美元在本国对外经贸往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与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即便是英法德这样的美国盟友，也选择绕开美元体系。全球性的去美元化进程正在兴起。

　　去美元化的深层原因

　　是什么导致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去美元化运动？

　　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关键货币，是“历史机遇（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和全球化）+自身经济实力+美国战略布局”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这个角度来分析，就不难发现当前去美元化的根本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由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政治规则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两者偏离度逐渐扩大，而美国试图利用其主导地位拒绝改变，以至于世界范围内矛盾横生。美国主导的世界规则，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转变为维护美国自身霸权，并导致全球范围内对美元霸权的担忧。可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是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去美元化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世界经济东升西降格局的发展，使得美元国际使用有向美国经济占比收敛的趋势。经济实力是决定本币国际地位的基础。二战后美国以其绝对经济实力主导了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美元得以长期成为国际关键货币。然而，上世纪80年代过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亚洲经济快速发展，与西方国家危机不断相对应，逐渐形成“东升西降”的世界经济格局。1970年，美国经济全球占比超40%，至2021年末已下降至24%左右；同期亚洲经济全球占比则从15.09%上升至47.4%，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都出现了经济史上罕见的增长奇迹。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必然带来对国际秩序改变的诉求。当美国不再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时，在交易中将本币兑换成美元，再由美元兑换成对方货币，不仅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还将本国的经贸信息没有必要地暴露在美元体系中，形成国家金融风险隐患。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全球占比的下降，国际经济交易中去美元化持续发展，美元占比必然会在全球支付结算和官方外汇储备中持续趋于下降。

　　从美元体系到美元霸权，美元武器化使得美元面临持续增长的信用危机。不可否认的是，美元体系构建之初，对促进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和经济国际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西方经济与其政治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长期发展，爆发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危机。例如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11年的欧债危机，以及当前美欧正在经历的滞胀。为避免美国经济受到更大伤害，美国政府开始转向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不断于外交事务中强调“美国优先论”。体现在具体行动中，美国动辄以美元体系行使“长臂管辖”，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他国实体进行制裁，肆意践踏美国自己长期挂在嘴边的所谓公平原则。美元武器化的趋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更加明显。2022年至今，在美国主导下，SWIFT将俄罗斯踢出其交易系统；美国和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官方外汇储备；冻结并试图没收俄罗斯银行海外资产；限制俄罗斯的对外经贸往来。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资源出口国，对俄罗斯“掠夺式”的制裁，使得与俄罗斯有经贸往来的国家纷纷担忧可能受到牵连，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经济主体对美元霸权的不满，同时对美元体系的不信任和担忧持续增加。各国遂纷纷试图绕开美元，建立双边本币结算或区域货币结算体系。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美国前财长康纳利一语道破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真实取向。在“美国优先”政策理念主导下，美联储利用美元国际关键货币地位，随心所欲地让全球为美国买单。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始终仅仅盯着美国经济运行，而忽略全球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协调需求。更多的时候，美联储会选择“祸水东引”，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缓解美国国内外经济矛盾。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美国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拯救美国经济的同时也推升了全球金融资产泡沫；在国际金融危机平息后又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国际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动荡不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深受其害。2020年，当新冠疫情来袭，美联储祭出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为2021~2022年的全球通胀埋下伏笔。之后美联储又在2022年以历史罕见的速度和力度加息，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当前，美元呈现出“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现状，美元超发使其对内贬值，体现为通胀具有很强的黏性，美国财政屡屡触及债务上限。美联储货币政策大力度紧缩并借助美元国际地位使得美元对外升值。美元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使得两者相向收敛压力越来越大，美元具有很强的贬值倾向，相应地金融风险不断升高。近日，美国财长耶伦提议直接将美国债务上限由31万亿美元上调至51万亿美元，堪称史上最激进的政府债务扩张方案。如果此举最终通过，美元超发力度将更胜过往，美元信用和币值无疑将一落千丈。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各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减少美元资产，转而购买黄金。今年1月，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黄金需求同比增长18%，达到4741吨，创下自2011年以来最高年度总需求量，而各国央行是市场上购买黄金的主力。多国央行的积极购金行为是国际货币体系去美元化的又一重要体现。

　　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行为抑制了美元的国际使用。在美元国际化过程中，全球化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深化，才持续扩大了国际货币的需求，奠定了美元国际关键货币的地位。近年来美国逆历史规律而动，开启逆全球化进程。2018年至今，美国不断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处心积虑地孤立中国，图谋形成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制裁俄罗斯，切断其贸易渠道，严重扰乱全球能源体系。在全球化发展时期，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具备绝对优势，加之美元又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全球化符合美国利益。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美国经济全球占比下降，美国曾经掌握的优势逐步减弱，这就使得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意愿大大降低，国内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美国政府将打压其他贸易伙伴国、制裁战略竞争对手等逆全球化举措作为缓和国内矛盾的重要手段，这必将导致部分国家实施反制，而更多国家对美国和美元的信用产生怀疑和反感，担心自身利益在美元体系中受损，从而加入去美元化进程。

　　综上可见，去美元化并非偶然，而是存在一系列深层次动因。任何事物都是从量变走向质变。上述动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演绎，逐步对美元形成实质上的去化威胁。去美元化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俄乌冲突后美国对俄金融制裁打破了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在很短的时间内，多国共同发起去美元化行动，很有可能成为去美元化加速过程的开始。然而，美元主导地位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短期来看，美元仍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全球美元交易存量而形成的国际交易使用惯性所决定的。随着未来一个时期内，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剧烈变化，美元主导地位减弱的态势可能会阶段性加速。总体来看，美元主导地位的变化不会一蹴而就，去美元化会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人民币的机会在哪里

　　去美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不是直接替代关系，人民币并不会在去美元化的同时迅速接手国际货币体系中出现的空档。但去美元化的演变过程却是人民币国际化难得的发展机遇。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出于对美元霸权的恐惧和对美元信用的怀疑，将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从而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进而走向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美元的需求就会逐渐转移至其他货币。这样就会给具有坚实经济交易基础和良好信用的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带来更多需求，从而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贸易规模全球占比与人民币国际支付全球占比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当前美元主导货币体系时期，这种差距难以被逐步缩小。但去美元化如果加速，全球各国使用美元的意愿下降，人民币就非常有可能凭借中国的国际贸易体量巨大的优势，成为双边本币结算中的重要角色。再则，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良好，中国经济的确定性强于美国经济，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应好于美元，币值稳定将吸引更多国际经济主体在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因此，从贸易和金融两个角度来看，去美元化都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巨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际贸易中人民币收付占比有望大幅提升。2021年，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5.77万亿元，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的比重为14.7%；服务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1.09万亿元，占同期服务贸易本外币跨境收付的比重为24.3%，说明两者都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中，美国发起的涉及到全球各国的贸易摩擦还将继续。而全球多国同时与美国和中国存在紧密的贸易关系。那么就可能出现一种状态，即这些国家对中美采取平行的政策，绕开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直接采用双边本币支付方式。这种方式看似中性，其实是给人民币使用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未来的全球支付结算中，被削弱的是美元，获益的则是人民币。鉴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边和多边贸易中使用本币，而中国又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未来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使用占比将因此而大幅上升。

　　当下，全球绝大部分交易指令传递由SWIFT系统完成。但SWIFT在美对俄制裁中扮演的偏袒性角色，使得各国对SWIFT的信任感有所降低。随着中国与各国双边本币交易规模上升，接入人民币CIPS系统的国际金融机构将越来越多，从而提升CIPS系统的使用频率。伴随着CIPS使用频率的提升，CIPS系统逐渐建立自身信誉，进而取得国际金融市场的信任，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将会使用CIPS系统，由此提高CIPS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跨境持续使用的发展将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随着国际贸易支付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占比上升，贸易顺差国可能出现人民币盈余，投资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而贸易逆差国因为贸易赤字，有将本国货币兑换为人民币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首先依靠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解决，但更多还是要靠市场化机制来满足。有需求就会有供给，特别是在离岸这样一个规则限制较少的市场。离岸人民币市场就有可能因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上升而持续增长。在满足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对人民币金融交易的需求后，离岸人民币存量的累积又会引发对于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和风险规避的需求，进而促进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丰富，推动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加入其中，从而进一步推进金融领域中的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在金融领域中的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型中资金融机构都将国际化视为自身的战略目标之一。但总体来看，迄今为止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普遍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资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但受美元体系制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元体系下，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主要依托外币，面对的是美资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压力。可以说，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从开始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而随着双边本币支付结算的推进，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可能走出另一条全新的路径，即以人民币为主要交易币种的国际化发展路线。中资金融机构在全球的发展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构网络布局的支撑。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主导的，随着自身矛盾的愈演愈烈，美国遂将矛盾对外转移，集中体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美元武器化上，导致原本国际社会尚可接受的美元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美元信用面临垮塌。世界各国遂普遍希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断建立的双边和多边本币支付清算体系即是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以人民币体系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可以平衡和满足多国在金融治理权方面的诉求。2022年，IMF进一步提升SDR的人民币权重至12.28%。在当前去美元化加速背景下，这种诉求将结合贸易和金融需求进一步强化。中国有必要回应这种诉求，将人民币作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有效工具之一，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因此而获得动力。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去美元化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了新的空间，中国应该顺势而为，把握机遇，主动进取，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参考美元等货币国际化的历程和当前全球多国开启去美元化进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坚持自身经济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基本面支撑。国力是决定货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货币，甚至是主导的国际货币最根本的因素。这一点从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历程中都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面支撑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引力，这种引力的媒介过去需要在人民币到美元之间相互转换，更多的是以美元为主，今后媒介中人民币的成分会越来越多。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世界的“经济引力”就越大，人民币就越有发挥的空间，在中外交易中人民币替代美元的程度就越高。当前，中国坚持将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积极扩大内需，中国经济还将保持稳定发展，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关键货币，与丰富的美元国际交易场景密切相关，更与上世纪美国政府不断加强美元在重要国际领域中的使用有关，例如石油美元。在去美元化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上使用双边本币的合作。

　　以政府合作为基础，建立信任与信心，逐步带动商业领域的合作，以期在双边贸易往来中逐渐替代第三方货币的使用，提高人民币使用的占比。在此过程中，中国应该坚持深化制度型开放，使得中国规则与世界规则相融合，增加交易机会、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对外多元经贸往来，包括利用好RCEP，积极争取加入CPTPP，推进DEPA，主动为人民币国际使用创造有利条件；构建双循环联动体系，打通人民币的跨境使用障碍。

　　三是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货币的信用对于货币的使用至关重要。一国货币只有被广泛认可，才有可能在国际交易中被使用，在国际储备中被储藏。即便在一国国内，本币被赋予了法定的货币地位，但如果没有严格的货币纪律，滥发货币，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本币内在价值就会被削弱。国际货币的信用建立更为来之不易，需要货币当局长期维持稳健货币纪律以稳定币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联储以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代价才维持住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近年来中国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有利币值支撑。在疫情期间，中国央行顶住压力不搞大水漫灌，相较于美欧的超级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货币化，足以见证中国货币纪律的审慎和严格。这使得人民币在外汇市场巨幅波动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平稳，同时也凸显出使用人民币的优势。中国只要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财政政策、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能不断强化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从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意愿。

　　四是积极推动境内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短期内无法完全开放的前提下，发展离岸人民币全球网络，丰富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促进离岸人民币交易，有利于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循环。全球著名的离岸中心有市场自然形成的，也有政策推动而成的。目前，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为代表的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未来需要依靠人民币国际交易规模增大，进一步推动这三者乃至更多的城市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自贸试验区发展境内离岸金融服务体系，例如倡导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离岸人民币交易，鼓励横琴、前海发展离岸金融。由此可能形成一批境内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而这些中心的作用就是连接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实现人民币国际国内循环的结合，以此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条新的重要路径。

　　五是将人民币国际化的顶层战略设计和微观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战略转型相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对经贸往来是一种便利，但对国家而言更是一项重大战略，需要有积极而审慎的战略规划。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有力抓手之一是中资金融机构，如同美元国际化进程中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美元业务，甚至在出现欧洲美元市场后，美国开立IBF允许美国金融机构于境内开展离岸银行业务一样，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战略应该紧紧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展开。如果说之前是因为美元体系过于强大，中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国际业务空间受限，那么随着全球去美元化的发展，中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国际业务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应将人民币国际化与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转型相结合，改变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缓慢与人民币国际业务需求低的相互制约局面，形成中资金融机构不断开拓人民币国际业务，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使之得到国际金融市场广泛认可，进而带来更多人民币国际业务需求的正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