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放眼全球，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对世界经济及各国的经济增长，最普遍、最突出的影响因素是两个：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传染与控制，第二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明显上升的通货膨胀。两个因素当中，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蔓延是起因，通货膨胀是结果，两个因素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据最近两个月的统计，去年10月美国报出的CPI指数上涨6.2%，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30年的最高涨幅，大大超出美联储之前的预测；而刚刚过去的11月则“更上一层楼”，上涨6.8%，进一步创出自1982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其中，PCE指数即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上涨5.7%，也是自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导致美国百姓的生活成本大幅攀升，汽油、食品、租金等价格普遍上涨，对家庭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去年10月欧洲报出的物价指数达到4.9%，创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上涨4.2%，也是近10年来的最高涨幅。

　　于学军表示，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大宗初级商品大幅涨价，有的甚至是成倍上涨，并已开始明显地向消费品价格传导，这给全球经济及人们的生活带来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当前全球正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去年9月之后美联储的政策取向已发生显著的调整改变。”他进一步指出，去年上半年，美联储坚持“通胀暂时论”的看法，表示并不会改变之前制定的无限量的QE政策。

　　美联储实行零利率政策，每月购债规模达1200亿美元，他们预计在2022年末之前，既不会调低联邦基准利率，也不会缩减购债规模；但是随着美国物价指数出乎意料的不断上涨，大幅跳高，现在也开始改弦更张。所以自去年11月开始，他们就把每月的购债规模缩减150亿美元，现在又缩减到300亿美元，并且预计在今年3月，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每月以增加1200亿美元购债行动就结束了。之后会很快启动升息周期，从原来认为2022年末之前不加息，到现在改变为加息3次，最新的意见甚至出现加息4次。

　　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周三，美联储发布其在去年12月14—15日举行的理事会政策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官员对势将持续的物价上涨、全球供应链瓶颈、就业市场吃紧等深表忧虑，这些担忧甚至超过迅速蔓延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委员们要求美联储可能比预期更早或更快地调高联邦基准利率，甚至开始提出考虑尽早缩减资产负债总规模。就是说，不单要把每月新增1200亿美元的购债行为很快停下来了，而且下一步还要缩减资产负债表，这是很大的调整变化。记录显示，最近几周美联储对美国高通胀的认识，需快速采取行动，并已经达成了深度共识。

　　于学军表示，“这份鹰派论调的会议记录，吓坏了金融市场，所以上周三刚一发布，美国三大股指应声大跌，美债遭遇抛售潮，收益率狂飙；科技股成为重灾区，纳斯达克指数一天暴跌了3.34%，出现了一夜血洗的局面。”

　　综上，前后间隔的时间并不长，美联储的态度、观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点急转直下的味道。为什么会这样呢？

　　于学军认为，这里最关键的就是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认识问题。也许是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经历了太长的低通货膨胀时期，温水煮青蛙，以至于人们对通胀及其危害已明显缺乏敏感性，甚至也少有敬畏之心，对货币是推升通货膨胀的源头也看法不一。

　　去年初，美联储主席在美国参议院回答议员的咨询时就表示，货币已经不是前瞻性指标，货币推动通胀是陈旧的观念，已经不再适应。正是在这种观点之下，开始美联储总是认为美国通胀指数上升是由于供应链冲击或供应链瓶颈造成的，背后主要是新冠疫情的影响，而随着供应链恢复，通货膨胀很快就会自动降下来，即所谓的“通胀暂时论”，不太关注美联储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即货币对通胀形成的影响。

　　而真实的情况是：除了主要由于新冠疫情传播蔓延而造成的供应链冲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长期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主要是两个阶段：2008年—2014年为第一个阶段，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由之前的不到900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最高4.5万亿美元，后来缩减了一段时间；第二个阶段是2019年三季度以后到现在，又由最初的大概4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最高8.8万亿美元。大概这么两个阶段，一个是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个就是受这次疫情的冲击。把这两个阶段加起来观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12年合计大约增加了10倍以上，就是从原来的8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8万多亿美元，大量美元投入到市场中来。

　　“所以，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以大宗初级商品涨价为标志的通胀上升，实属合理的反应。”于学军表示，因为通货膨胀说到底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只要货币投放过多，不管是哪个国家、哪种情况下，都会在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上涨中反映出来。这就是我们定义的通货膨胀。

　　（作者：边万莉 编辑：周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