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框架，同时设定最迟9月27日众议院投票表决约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

　　这份3.5万亿美元预算决议旨在对美国社会安全网进行大规模投资，投资重点在四大领域，即家庭、气候、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就业等。此外，基建法案主要用于路桥、客运与货运交通系统，清洁饮用水，清洁能源输送等项目。

　　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试图将改善分配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以增强自身优势。3.5万亿美元预算计划主要用于社会福利，但其资金来源则主要是通过加税。按照计划，最终要向大公司和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富人加税。拜登政府的税改提案预计2022-2031财年提高约2.3万亿美元的总税收收入，其中包括1.7万亿美元的企业税收增加额和6600亿美元的个税增加额组成，再扣除约1万亿美元的税收抵免。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计划加强税收征管，预计会带来7180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收入，最终2022-2031财年将增收逾2万亿美元。

　　拜登改善分配的另一个途径是提高工资。他在4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联邦政府承包商支付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0.95美元提高到15美元，民主党还推出《薪金公平法》，要求将美国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拜登1月就任总统后，撤销了前总统的一项规定，这项规定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使得他们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保障。

　　疫情导致今年美国存在广泛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同时还有大量失业人口。错配的出现主要与工人预期有关，疫情使得工人重新思考人生，他们想要对以前认命的工作说不，对雇主提出比以前更高的要求，或者坚持等待更好的工作。美国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工人，以及30%的40岁以下的人自疫情开始以来认真考虑过改变职业。通胀以及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预期提高了工人博弈下去的决心，甚至拜登回应企业抱怨劳动力短缺时说“多付工资”，市场惊呼美国“阶层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拜登政府经济计划中处于核心的是维护与提升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以及通过“用美国货”发展制造业。而其分配计划的核心是用税收制度和政府福利来改善阶级不平等。也就是说，拜登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行业，与中国竞争中维持优势；另一方面，要为提供大量就业的服务行业工人提高收入。其扶持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科技产业政策、《薪金公平法》、基建法案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

　　但是，美国贫富差距拉大主要原因是科技行业产生越来越多的“巨富”，而且该行业提供的就业很少，以科技精英为主，财富高度集中，这会加强社会分化的力量。同时，拜登政府为大公司（主要是科技公司）加税、通过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防止美国企业（主要是科技公司）避税以及针对富豪的个人所得税翻倍等，可能会影响投资科技产业的热情，尤其是个税增加可能导致大量科技人才向低税率国家迁移。

　　同样，美国绝大部分就业集中于医疗保健、教育、零售和食品等服务业，这些传统行业本身竞争压力大，效率提升难，如果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或者目前劳动力短缺状况持续下去被迫提高工资，那么，对服务行业而言是灾难性的，他们不得不通过裁员来减轻工资成本。失业增加、通胀蔓延等会逐步形成滞胀的格局，实际上对低收入群体以及失业者更为不利。

　　这还没有考虑到房价（房租）大幅上涨对分配的影响。在次贷危机前租赁市场高峰期的2006年，美国全国房价租金比上升至略高于1.5，而该指标自2020年初以来一直在上升，目前已经触及1.5的水平。美国目前大约有650万个租户拖欠房租，150多万家庭拖欠按揭贷款。

　　可以看出，美国不切实际地提高最低工资与社会福利，同时又通过大规模基建与宽松政策继续推高通胀，实际上会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并影响就业，同时，科技企业要承受多重增税的打击。经济结构调整与改善社会分配同步进行需要更加系统性、均衡性的调整，否则，容易产生混乱，影响发展以及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