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unchau)将德国政府的目标定义为“有限责任”----付出足够努力以维持欧元区正常运转，同时尽量减小德国纳税人的风险敞口。即便是在德国，这种立场也不是没有争议的。英国《金融时报》12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2005年至2009年分任德国外长和财长的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与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提出了多种措施并行的解决方案：让债券持有者的债券“贬值”，为稳定的国家提供债务担保，有限度地推出泛欧洲债券，并伴以更协调一致的财政政策。但德国的铁腕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拒绝提供担保或发行泛欧洲债券。她建议严格财政纪律，并辅之以高利率的有限紧急融资安排，从而迫使赤字国家迅速开展无情调整。

德国的主导地位不仅源自其经济规模。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欧元区最大的债权国，拥有最好的主权信用。当拥有外部赤字的国家没有了外国私人信贷的供应者时，它们转而依赖外国主权信贷。眼下欧元区就是这种情况。债权国的权力来得很简单：没有它们的支持，赤字国家将落入违约的境地。随之而来的信用崩溃反过来将导致支出快速缩减和严重的衰退。衰退进而又将使公共财政变得更加难以管理。这种恶性循环还将让盈余国家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必将减记资产，失去出口市场。但是他们的盈余状况使他们能够转而扩大国内需求。危机爆发时，重商主义才是王道。欧元区现在就是这样。

要决定行动方向，德国首先必须确定自身利益。而这绝不仅限于狭隘的财政利益。欧盟内部邻国的接纳一直是德国战后政策的支柱，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证明，孤立的德国对其邻国及自身都是场灾难。此外，如果重新启用德国马克，其币值会出现飙升，对德国出口竞争力造成灾难性影响。出于这两个原因，维系欧元区符合德国明智的利己主义，前提是就国内购买力而言，欧元保持作为一种稳定的货币----这毫无疑问。

如此一来，问题就不再是是否要保护欧元区，而是如何保护。最关键的一条是正确理解问题出在哪里。这并非像当前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场财政困局----除了希腊。是私人部门出了问题，傻瓜！

经合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一份杰出报告非常有力地阐述了这一点。国内需求疲软、出口部门竞争力强的国家产生了盈余储蓄（在德国，这些储蓄主要集中在家庭），继而流入银行业。随着欧元区一体化，盈余国家相对于贷款的过剩储蓄流向了银行业存款不足的赤字国家。有人可能会指出，本来就该如此。不幸的是，鉴于欧元区名义利率较低，各经济充满活力，赤字国家的实际利率非常之低。由此产生的资产价格泡沫又受到外国借款的助推：到2007年，爱尔兰对外国银行的净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4%。

从始至终，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状况都很强劲：陷入疯狂的是私人借贷。没错，危机爆发后，财政情形显著恶化。但直到危机后期，财政纪律才随着私人债权人的出逃而发挥作用。因此财政纪律往往会呈现出灾难性的顺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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